张载，字子厚，北宋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侨居郿县（今陕西宝鸡眉县）横渠镇，著书讲学，传道授业，“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有《正蒙》《横渠易说》等著述传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是张载的名言，被哲学家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横渠四句”凝聚了张载的学术追求和社会使命感，展现了大境界、大襟怀、大抱负、大担当，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坐标，对当代人也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立”的精神

“横渠四句”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给人一种强烈的积极意识和进取精神。它蕴含的有所立、有所为的人生格局，为人们树立了价值方向。

这种精神首先源于张载本人的志向抱负。据史书记载，张载天资聪颖，少年即有安邦之志。21岁时，他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范仲淹召见后，觉得他志趣高远，见识超群。于是，范仲淹鼓励张载不要只关注军事边防，而应当以弘扬名教为事业，并赠他一部《中庸》。张载受范仲淹的启迪，精思苦读，在充分吸收当时各种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张载是用他自己的一生，在探索践行“横渠四句”中表达的人格境界。

这种“立”的精神也反映出北宋的时代风气。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教方面的发展，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涌现提供了土壤与根基。北宋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乱国之弊，重视文治与文教。这一方面带来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和士大夫精神的觉醒，另一方面也造成重文轻武、军事疲敝的负面影响，导致北宋受到契丹、西夏的威胁。这让当时的有识之士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在更深的意义上，“横渠四句”中的“立”，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破而后立”。北宋时期，佛教与道教在社会上影响广泛。佛教为了在中国的本土化，不断从儒、道中汲取思想智慧，造成了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好佛。民间信佛、信道更是相当普遍。与此同时，佛道教主张虚无幻灭的价值观，对国家政治和民间风俗带来了消极影响，令儒家士人不满。如何超越虚无论，为人的心灵、伦理和政治寻找到一个坚实的根基，能够扎实稳定地“立”起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周敦颐提出“立人极”，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王安石推行“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尝试。这既是时代精神的投影，也是中国文明自身蜕变与开新的关键。北宋思想家们一方面“出入佛老”，吸收融汇其思辨方法，另一方面也从哲学层面上对其进行反思批驳。如张载提出，“太虚即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宇宙并非空、无，而是以“太虚”形式存在的实体，蕴含着丰富的秩序，可以成为价值和意义的根源。这类思考有力地回应了佛道教的宇宙观，从本体论的角度，为人伦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安顿根基。

“为”的情怀

从“横渠四句”的磅礴气象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大有为”的责任担当意识与情怀。宋代士大夫以范仲淹为代表，很多人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追求，涌现出寇准、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杰出的政治人物。在这样的情怀中，隐含着一个高远的政治理想，即超越汉唐以来的历史格局，回到以“尧舜”为代表的“三代”的高度。

张载一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在他的社会与教育实践中，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政治理想。在政治上，张载强调士大夫应当“以天下为己任”，注重基层治理与社会教化，通过试验井田、兴修水利、创办书院等各种方式，推动治理向民间和基层浸润普惠。在伦理方面，张载认为“礼”是修齐治平最重要的内容，通过礼仪中沉淀的文化传统、蕴含的庄严气象，能够让人变化气质，去恶扬善。在教育方面，张载注重以德育人，既要博学勤修，也要用心体悟。他强调“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张载培养出包括“吕氏四贤”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对关中地区的民风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流风余韵，绵延至今。

“横渠四句”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南宋的朱熹、吕祖谦将其编入《近思录》“为学大要”一章，以引导后学明心立志。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近代的冯友兰等学者都对此有所阐发，皆认为其言简意赅、气象宏伟，最能体现儒家士大夫的器识胸怀。“横渠四句”包含的价值理想，对宋代以来的士人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在家国危亡、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成为仁人志士重要的精神动力。如抗日战争时期，马一浮先生给浙江大学学生讲解“横渠四句”，希望诸生“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地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却，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

“大心”的境界

“横渠四句”中的四“为”，呈现出一种利他的精神和舍己为人的抱负，这种理念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深层的、根源的自我实现。张载称之为“大心”的境界。

张载认为，人的知觉不仅有通过耳目感官获得的“见闻之知”，更重要的是融合内外、超越主客的“德性之知”。人通过“德性之知”将天地自然的秩序和人间的伦理规则联结起来，使天地万物都内化于“自我”之中，即所谓“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

正是立足于“大心”的境界，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观念：天下苍生都是我的手足同胞，天地万物都和我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在“横渠四句”中，“为”的主体被格外凸显出来，不是皇帝宰相，也不是圣贤英雄，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通过四个“为”字，把普通人从“被治理”的宾语位置，提升到了主语的地位上，让人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能够担当起重大责任的“主体”。

“横渠四句”体现出主体性的四个基本维度：首先是自然性。人心中的善意与仁爱，源于天地自然中包含的秩序与方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就是宇宙根本的德性；“人心之全德曰仁”，“仁”是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也是本原的“天地之心”。其次是群体性。人的主体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生民立命”，为天下苍生的福祉奋斗，为大众树立价值方向，并在这一事业中自我成就。再次是历史性。主体不是凭空而来，背后有着先贤前哲的求索和历史经验的沉淀，所以需要“为往圣继绝学”，将文明的血脉不断延续下去。最后则是未来性。主体不是封闭、自足的结构，而是始终面向未来、面向理想境界的开放状态，因此不能被短暂的人生所局限，而要为子孙后代，朝向太平的理想不断努力进取。

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高度评价张载之学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称其“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同时，“横渠四句”也激励我们以积极有为的心态和刚健弘毅的气度，探索自然，关怀大众，经世致用，继往开来，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乃至全人类谋求长时段的福祉与希望。